【215经济茶座】让百姓“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

国家发改委“215经济茶座”第七期围绕“如何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推动消费稳定增长”展开讨论

国家发改委“215经济茶座”第七期的讨论现场
中国改革报、改革网记者 高弘杰 摄
当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各方普遍对消费形势高度关注。一方面,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已经连续5年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对GDP增速的贡献超过70%;另一方面,从2018年开始,我国消费总体保持稳定增长,但消费增速下行压力也有所显现。去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各部门各地方推出了一系列的促进消费政策举措,这些政策举措正在逐步落地见效。
近日,一场围绕“如何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推动消费稳定增长”的研讨在国家发改委一间门牌号为“215”的会议室里举办。“215经济茶座”是在何立峰、宁吉喆等委领导的要求和指导下,由国家发改委政研室发起,联合委内相关司局共同举办,至今已至第七期。
来自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直接从事消费领域工作的地方发改委负责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的知名学者,国家发改委政研室、综合司、产业司、就业司的负责人围坐一桌,共议消费这一发展重大问题和公众重大关切。茶座由中国改革报社副社长、央视特约评论员杨禹主持。
在外需面临较大不确定的当下,加快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对于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尤为重要和迫切。“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之际,我们更要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激发消费潜力,就是眼下最该做好的自己的事情之一。”杨禹如是开场。

消费升级有哪些新趋势?

作为上世纪90年代北京品牌最高端、品类最齐全的购物场所,长安商场、北京赛特购物中心近日先后宣布停摆。
这两家老牌百货商场的困境,是消费者购物心理和习惯改变以及国内消费升级大潮下传统消费领域“降温”的一个缩影。与之相反,网络消费、时尚消费、绿色消费、智能消费、体验消费、共享消费、颜值消费、文化消费……正在成为引领我国中高端消费的新趋势。
上海市发改委综合处副处长刘刚坦言,几年前,淮海路商业街也曾出现“关店潮”,但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传统商业转型升级。上海正在积极开展第二批智慧商圈创建试点,提升12个智慧商圈能级,全市智慧门店超过1万家,旨在优化购物环境、提升购物体验。
作为新零售示范城市的杭州,已经形成盒马鲜生、网易考拉等新零售知名品牌。据杭州市发改委产业发展与消费处处长吴雪飞介绍,杭州还深入推进“城市大脑”在消费领域的全面应用,消费环境安全度、经营者诚信度和消费者满意度不断提升。
在优化消费环境方面,北京2018年建设提升基本便民网点1529个,“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城市社区覆盖率达92%。北京市发改委经济贸易处处长徐逸智说,这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消费者“有需求,消费不便利”的难题。
如何以高质量供给催生创造新市场需求?刘刚介绍了上海加快国际消费城市建设的一系列做法。比如打造全球新品首发地,借助首店经济引领消费新潮流。2018年,上海新进品牌中国首店835家。从国际品牌全国首店的布局来看,上海首店数量占全国的近“半壁江山”,香港、北京处于第二梯队,成都、杭州、台北、深圳处于第三梯队。
再比如,挖掘夜间经济消费潜力。夜间经济的繁荣程度是一座城市经济开放度、活跃度的重要标志。今年4月底,上海在国内“首创”,建立“夜间区长”和“夜生活首席执行官”制度,还通过放宽部分酒吧街夜间外摆位管制、试点夜间分时段步行街等举措,繁荣夜间经济,进一步拉动外来消费。
此外,上海还大力发展免税购物,积极引导消费回流和扩大境外游客消费。2018年,上海新增退税商店48家,总数达到385家,免税购物消费额达130亿元,占全国34%。
“我们要跳出现在这个历史阶段来认识消费的新变化。”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常兴华给出一个未来视角,“00后、10后将成为消费主力军,他们会不会出现像美国人一样的消费主义?这样的变化,将对我们的消费结构、消费升级产生深远影响。”
“消费本身受到市场、体制、环境、观念、收入等很多因素影响,有些东西也要考虑到,比如新业态的冲击。”常兴华举例说,“随着共享汽车的普及和繁荣,未来有没有可能影响到公众购买汽车的决策?智慧城市的升级,智能交通发达了,是有可能改变汽车保有量增长规律的。”

什么抑制了居民的消费?

要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首先要弄清楚哪些因素影响居民的消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彦斌从传统经济学理论说起,“居民的消费水平跟可支配收入、资产的财富效应和预防性储蓄有关。”
先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数据显示,2014年~201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从8.0%逐步下降到6.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从10.9%逐步下降至6.9%。与此同时,从消费结构来看,我国居民消费倾向趋于保守,必需品与非必需品消费的增速差距正在慢慢拉大。
“收入下降时肯定会首先削减非必需品消费。”陈彦斌认为,考虑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速不错,但没有大幅度跑赢GDP的增速,这意味着难以有效支撑消费继续快速增长。
再看资产的财富效应。陈彦斌说,“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的股价上涨和房价上涨,财富效应是很小的。与收入相反,债务对居民消费具有抑制作用。现阶段,房价大幅上升对中国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越来越明显。”
近年来,伴随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居民持续加杠杆购房,导致杠杆率从2008年的18%上升至2018年三季度的51.5%,居民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超过100%。受此影响,居民消费意愿明显下降。
最后是预防性储蓄。陈彦斌将教育、医疗、养老比作压在消费者身上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和养老所带动的消费确实存在,但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托儿育幼需求增长的情况下,居民支出负担较重,预防性储蓄制约了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
“中国居民和欧美国家居民储蓄率曲线是截然相反的形状。”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陈斌开进一步分析说,欧美国家居民的储蓄率曲线是“倒U”形状的,中年的时候储蓄率往往最高。而中国却恰恰相反,储蓄率曲线是“U”型的。“中国的居民,买完房子之后,忙小孩的教育,到中年时,储蓄率变得很低,无形中挤占了消费。”
跳出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立足我国的实际国情,还有哪些因素限制了居民的消费?
吴雪飞谈道,从消费供给来看,我国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仍然不足,难以满足高收入群体的需求。一方面,国内消费品的品质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品牌意识和品牌建设能力不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居民更愿意买国外产品。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有相当一部分群体,由于政策约束,他们的消费被抑制。”陈斌开注意到,因为相关制度的限制,导致这部分群体没有办法在大城市获得教育和医疗,只能把钱存起来。

国内消费潜力如何释放?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消费作为经济发展中的慢变量,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具有长周期的特点。
这就意味着,既要久久为功,持续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稳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夯实消费长期可持续增长基础;又要精准发力,构建更加成熟的消费市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有效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同时,积极吸引国际游客消费。
首先,要让老百姓“能消费”。要持续增加居民的收入,持续提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为60%左右,低于发达经济体70%以上的水平。因此,需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探索建立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逐步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陈彦斌强调,真正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需要发展模式的改革,而不只是税制的改革。“尤其要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陈彦斌解释说,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一般低于低收入群体,所以贫富差距的扩大会使得居民整体消费倾向趋于下降,从而减少全社会的消费。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前20%高收入居民组收入为后20%低收入居民组收入的10.97倍;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差虽有缩小,但绝对差距仍然较大。
其次,要让老百姓“愿消费”。要积极培育和壮大各类消费供给主体,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大力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健康养老家政、教育培训托幼等产业发展,推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吴雪飞建议,激发企业培育品牌的内生动力,支持自主知名品牌建设。
再次,要让老百姓“敢消费”。要解决“后顾之忧”,改善消费预期。这就需要深入推进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具体包括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内容。
此外,挖掘消费潜力也离不开消费环境的优化。在吴雪飞看来,应加强消费领域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同时,健全消费者维权机制,畅通消费者诉求渠道,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
在吸引消费回流方面,刘刚建议,探索建设市内免税店,允许国内居民出境前在市内免税店限额购物预订、出境后或者进境时在口岸隔离区内提货。吴雪飞建议,加大购物离境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简化操作流程,积极吸引境外游客在华旅游消费。
最后,消费率越高越好吗?专家们在讨论中认为,更应该关注消费率背后的内在逻辑,欧美国家的消费率达到75%~85%,但依旧面临很多问题。
“通过讨论,我们回答了一些疑问,也留下一些新的命题。”杨禹在最后作总结时表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不管是政策制定者,还是理论研究者,以及一线实践者,将一起继续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既要保持耐心,又要有紧迫感;既要看到消费增长的巨大潜力和光明前景,又要正视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既要在发展举措上做出改变,又要用改革动作来回答这些命题。
(中国改革报、改革网记者 付朝欢)